我們的榮耀

功成身退 鍾尚志
編採/攝影□陳韻妍 鍾靄婷 李文琪 李泳萱 余詠琪

　　 鍾尚志辭去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一職，去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哪裏的巴布亞新畿內亞當醫生，消息傳出後震驚全港。不少報章、雜誌追訪他，認定這位在去年沙士期間說了真話的英雄受了壓力，被迫辭職，遠走他鄉。
　　鍾尚志卻說，他在香港的任務已完成。他當院長是為了要改革醫學院課程，而五年下來，這個目標達到了。現在他可以重新開始，往新畿內亞去實現那個在年青時已植根的理想。
　　 「五十歲，還可以當幾年外科醫生。現在不去，難道等到撐著拐杖才去嗎﹖」為了這個理想，他甘願放棄香港的掌聲、名譽、地位、現代化的居住環境，甚至暫別家人，到資源匱乏的國度裏。你說他傻嗎﹖他卻慶幸自己五十歲仍有這股幹勁。
「我不是來開會的」
　　擔任中大醫學院院長五年，愈來愈多行政工作，愈來愈偏離自己的理想，多了負擔、少了樂趣。退下行政工作，鍾尚志決心重拾行醫的樂趣。「在外國讀了那麼多年醫科，並不是要來開會的呀﹗」鍾尚志立志做醫生，就是喜歡它的挑戰性、喜歡它為自己帶來的滿足感。去年到新畿內亞當義工，他再次感受到當醫生的成就感，在於每天工作結束時，知道當天自己的工作能令多少人得以康復，那種直接幫助病人的感受就是行醫最大的樂趣。
　　 要在一個資源匱乏的國家做好醫療工作並不容易，鍾尚志眼下要面對的問題，不免令人想起他剛加入中大醫學院時走過的艱辛道路﹕一九八四年，鍾尚志加入剛成立三年的中大醫學院，當時威爾斯親王醫院仍在興建中，醫學生只能在聯合醫院後方的貨櫃內進行小組討論和休息。但鍾尚志說，當時雖然資源不足，但相比之下，設備也不會像新畿內亞這些第三世界般差﹕「中大醫學院開始時即使有第三世界（新畿內亞）的病例，但我們有最新的科技可以應付。在新畿內亞那邊的同事跟我說，需要我帶過去的是技術。」
改革源自「走堂」的日子
　　 作為醫生，鍾尚志打算為新畿內亞帶來技術﹔作為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，他就為學院帶來改革，背後推動他的力量，源自一句傷心話﹕「有一次我聽見一個醫學院學生說﹕『我真係摺（即不積極參與課外活動）得好緊要﹗』我想，醫學院收的學生，學業成績比較突出，應是很多叻仔叻女，為何進入醫學院後，會令到他們『摺晒』呢﹖責任一定不在學生身上，因為他們本身已是最叻的學生。」為了能夠推行課程改革，鍾尚志選擇在四十五歲時接任院長一職。
　　 上任後，他先減去原有課程內百分之三十的傳統課程，然後加入導師制、有關溝通技巧、實用臨床、倫理道德和自選研究課程等，希望透過更靈活的組合，讓學生更能享受大學生活﹕「大學生不能只花時間在課室、圖書館和家中，我就曾經恐嚇過我的學生，如果他們再常常躲在醫學圖書館內，我就會封掉圖書館﹗」
　　 為醫學課程注入新元素，鍾尚志承認自己是受到在愛爾蘭讀醫的經驗影響﹕「以前在愛爾蘭讀書時我很少上堂，差不多『走晒』。大部分的時間我都在醫院的急症室度過，又會主動去跟救傷車尾，幫手護送病人，與病人閒談﹔有急症送到醫院時，我會留在急症室，看看有甚麼病例的病人送來，會跟醫生巡病房，執頭執尾。」他不單在自己實習的醫院出沒，而且還會到師兄姊工作的醫院觀察，差不多走遍全市的醫院。他更因時常出入各間醫院，而出現在報章的頭條新聞﹕「有一次我身處的醫院發生火警，我就協助疏散人群，就在這時被記者攝進鏡頭，成為頭條新聞相片中人。」
鼓勵學生實戰
　　 雖然沒有要求學生像自己一樣主動去急症室，但鍾尚志也鼓勵學生多累積實戰經驗﹕「讀醫科與讀其他科不同，醫科是較重實踐的科目，醫術在書本中學到的並不多，很多時也是靠實戰經驗，所以我鼓勵學生多上病房，多入手術室，那麼他處理危機時便不會慌張起來。」他要求三年級學生做他的手術室助手，在實際施手術的情況下，要學生一步一步、從簡單基本的步驟開始做起。
　　 一手一腳帶進醫學院的導師制，是希望學生可以放下傳統讀書方法，從討論與口頭報告練習當中學懂自學。鍾尚志認為科技日新月異，要成一位個好醫生，必須要懂得不斷自我增值有關醫學方面的知識。
無悔當院長
　　 為著改變學生的生活，鍾尚志當了院長，但繁重的行政工作令他減少了接觸病人的機會。鍾尚志的摯友，中大醫學院副院長沈祖堯就認為，他那時或許不應這麼早選擇做院長﹕「我覺得他在內鏡及腹腔鏡方面確實是個人才，他去做行政工作是醫學及科學界的一種損失。」
　　 不過，大概就是學生在學術以外的增進，為這位要忙於處理行政工作的院長帶來行醫以外的另一種滿足感﹕「做院長後既要肩負起改革責任，又少了當醫生的樂趣，但假若再要我揀多一次，我仍會選擇接受院長的職務，因為這是另一方面的滿足感﹕做學生的導師，看見學生能突破自己，滿足感很大﹔比做手術後看見病人復原，見證學生改變的滿足感更大。」
教導學生關心病人
　　 醫學院的學生稱讚鍾尚志不單是一位要求高的學者，更是一位真正關心學生的院長。去年，醫學院一年級一群學生曾與一位教授出現意見分歧，事情鬧得很僵，該教授更要求學生道歉。一年級班代表洪健儀便找鍾尚志商討對策﹕「院長說過我們有事時可以找他幫忙，我去找他時，他對我說﹕『大人的事小朋友不用理會』，他還關心事件會否影響我的學業呢﹗」鍾尚志解釋，他認為自己作為院長，有責任為學生提供一個「沒有不必要壓力的學習環境」。結果他委派了其中一位副院長出面調停，分別與學生及該名教授面談。
　　 另一方面，鍾尚志雖然認為自己身為外科醫生，在訓練時會特別「冷酷」，但大部分醫學生都只會記得他親切的一面。洪健儀說，部分教授對一年級學生的課堂表現略有微言，有教授曾經一堂課要三、四次叫學生靜下來，但鍾尚志卻將責任全歸於自己身上。
　　 這學年他因忙於處理沙士後的工作，以致沒有對新生致歡迎詞，事後他對學生說︰「是我沒有盡院長的責任，情形就好像爸爸媽媽將子女放到一邊，不加理會好一陣子後他們就會變壞，一年級生好比是孤兒一樣。」醫學院四年級學生董志偉對鍾尚志關心學生的印象最為深刻。由於四年級生是舊課程下的最後一批學生，為了釋除他們被忽略、被人歧視的憂慮，鍾尚志主動向他們解釋新舊制的分別。
　　 董志偉在鍾尚志身上最大得著是學會關心病人的重要性。相對醫學上的知識，鍾尚志較注重教導學生與病人的溝通及爭取病人信任的方法，因為「跟病人交談幾句比醫生開藥更有效」。
家中小狗是傾訴對象
　　 鍾尚志鼓勵學生在遇到問題時找他幫忙，可是他自己的傾訴對象卻是家中的小狗。「有些事給其他人知道了會加添他的壓力，所以有些事可以跟別人說，有些卻不可以。」身在其位，說的話可能影響不同層面，因此他每說一句話都必須顧全大局。
　　 在沙士時挺身而出，也只是為了大局著想，道出已經有社區感染個案的真相。回頭再看，他仍堅持當初的決定，因為如果當時不說，感染了沙士的病人便再不敢看醫生，那後果可能是社區再有大規模爆發。「雖然市民從報道覺得我的行為『好激』，因為我走出來『踢爆』他（楊永強）﹔但事實上我並不是這麼『激』，因為其實我可以跟政府站在更強硬的對立面。」他說，如果那時只顧與政府對著幹，就會令隔離工作、封閉淘大花園這些只有政府能做的行動不能實行，而且會引起恐慌。因此在那次之後，他再也沒有站出來批評政府。
最心痛的時候
　　 沙士爆發中期，隸屬他所管轄的外科部門有護士自願重開8A病房。但由於該病房後來接收了一些帶病的老人家，這群護士在鍾尚志的勸諭下仍然不願放下專業標準，堅持要貼身照顧這些病人，包括餵飯等工作﹔不幸地，雖然護士們做好了防護措施，但當病人向他們嘔吐及咳嗽時，他們還是受到感染﹕「我覺得很心痛，因為他們都是我自己病房內的護士。」
　　 從小愛接受挑戰的鍾尚志，沒有甚麼會令他恐懼，但沙士卻令他陷入人生中最低落、最恐懼的時刻。在沙士疫情漸漸降溫的五月初，當時所有威爾斯親王醫院的醫務人員都已全軍上陣照顧病人，然而此時在沙田禾輋的順和樓卻再出現多宗感染個案。那時候，鍾尚志只能夠提供兩間病房，卻沒有多出的護士可以照顧這一批病人，令他很擔心、很徬徨。幸好這一次的社區爆發規模不大，這次危機才勉強應付過來。
與沈祖堯互相扶持
　　 沙士期間，一天與鍾尚志並肩作戰十八小時的沈祖堯教授，與鍾尚志互相扶持。雖然沒有互相訴苦，但大家都心力交瘁。去年八月的某一天，沈祖堯乘坐鍾尚志的車走在高速公路上，鍾尚志愈開愈慢，在高速公路上只開到時速四十公里。沈祖堯自言那時候真的很害怕，鍾尚志卻對他說﹕「我很累﹗」
　　 沈祖堯表示，當時鍾尚志訴說對自己的工作很難再有滿足感，有想離開的念頭。沈祖堯唯有勸他放假休息，因為那時候，大家都很需要他。就因為這樣，鍾尚志放了四個月的長假到新畿內亞當義工。比起以前，沈祖堯坦言與鍾尚志在科研的合作機會少了，他開心的時候也少了，負擔卻愈來愈重。
　　 正如沈祖堯所言，鍾尚志擔任醫學院院長一職是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」鍾尚志自己也承認曾經控制不了情緒，而且因工作壓力而影響到家人。他的女兒甚至笑說﹕「見到（他），狗都會避開。」
　　 鍾尚志對工作甚為執著，但面對外間對自己的評價則處之泰然。沙士疫情中被稱為「沙士英雄」之一，辭職後傳媒更把他吹捧為「儒醫」，他卻說「英雄」等字眼只是鏡花水月，不要過於著意。
　　 不久前他在「傑出領袖選舉」中與沈祖堯代表威爾斯親王醫院醫護人員領獎，說﹕「得獎只是其他人給我們的面子，我對這些看得很淡、很輕﹔我反而會較著重一些真理。」
積極學習　迎接新挑戰
　　 到巴布亞新畿內亞追尋理想，除了文化上的衝擊，也必定會遇上許多未知的困難。但一向愛玩風帆、駕駛小型飛機、潛水等刺激性活動的鍾尚志，卻已經積極準備著迎接未來的新挑戰。在離開香港之前，他會把握時間把當地需要的技術先學會，然後引入當地︰「現在我還是醫學院院長，就趁機會請中大的教授教會我一些平常沒有機會接觸，而當地又需要的技術吧﹗」
　　 在接受訪問後的一星期，他跟同事學習顯微外科的技術﹔然後，他會應醫學院一年級學生的邀請出席一個講座，又相約了感情最深厚的三年級學生（首批改制後的學生）拍照留念。除了家人以外，鍾尚志最放不下的，還是醫學院的一切。

兒女私情放最後
　　鍾尚志重視病人和學生﹔但作為父親、丈夫，鍾尚志卻說︰「兒女私情還是放得後一點吧﹗」
　　 有一次中大舉行年宵晚會，同是醫生的太太剛好要值班。鍾尚志帶著兩個只有兩、三歲的女兒往百萬大道逛，當他們滿心歡喜地在吃著魚蛋時，鍾尚志的傳呼機突然響起，回電時對方大叫︰「鍾醫生你而家即刻番醫院，病人爆條大血管，我唔係唔識縫，但係我地八個人合力先剛剛夠止到血，你回來就多一隻手縫喇﹗」
　　 結果鍾尚志把兩個女兒丟在百萬大道，託魚蛋檔的工作人員暫管。數小時後回到中大，天都已經黑了，不過女兒卻玩得興高采烈。問到他太太有何反應，他竟說︰「這種事怎敢告訴太太﹖」
　　 兒女私情果然是放得後一點﹗

後記︰鍾尚志要寫回憶錄
　　鍾尚志說為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，有太多話不能說。但原來沙士爆發的第一天，他已萌起寫回憶錄的念頭。然而當時有很多資料要迫切地發表，加上有些事情是不可以赤裸裸地告訴大眾，因而要等到自己年老以及文筆較老練時，才可以把現在收藏的事件一次過向讀者披露。訪問結束後，他更向記者「請教」撰稿的技巧，令我們受寵若驚。更令我們驚喜的是，鍾尚志在辭職初期為免有人蒙上不白之冤而接受訪問，但後來已經推了大部分的專訪，並決定除了我們之外，不再接受其他專訪。
　　 臨走之前，鍾尚志勉勵記者要努力，並記緊做一個好的傳媒工作者。因為沙士期間，多虧傳媒的報道和監察，才能維持一個誠實的香港（Keep Hong Kong honest）。